中国抗疫精神的文化解读与传播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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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抗疫精神与中华文化基因一脉相承,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命运与共的中国抗疫精神与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精神内核高度一致。抗疫精神的渊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整体观,体现在生命至上理念、中国制度、命运共同体和身心理念等方面;抗疫精神的铸就,在于中华文化价值观的传承,包括对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承,价值观的传承可通过生活方式来实现,中华文化价值观的传承更要注重守正创新;抗疫精神的弘扬,即中华文化价值观的传播,要从加强文化对话、聚焦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议题、传播好深层价值观、寻找文化之间的连接点、发挥人际传播的潜力等方面入手。

【关键词】 抗疫精神;整体观;价值观;文化传承;价值传播

孟建 王瑞娟

中国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诠释了人间大爱,用“众志成城、坚韧不拔”书写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史诗。中国人民所取得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的伟大胜利,不仅越来越坚定和鼓舞着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力前行,而且,这种精神在全世界范围内也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引发了对中国道路、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的高度关注甚至是研究。解读好、诠释好、传播好中国伟大抗疫精神,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本文将在解读中国伟大抗疫精神的文化价值观基础上,对中国伟大抗疫精神的传播问题进行阐释。

一、抗疫精神的渊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整体观

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让全世界越来越深切地体会到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特别是“人类健康卫生共同体”的巨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我们在总结我国成功抗击新冠肺炎的经验,世界在解读中国成功抗击新冠肺炎的“秘笈”。经历抗疫斗争,中华文化的力量得到国内外高度认可,这是实现好中华文化全球传播的有利时机。抗疫精神以及蕴含了这种精神的理念和制度是中华文化整体观的集中体现。

(一)生命至上所体现的整体观

中华文化中“以人为本”的传统源远流长,“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胞物与”等等都反映了传统文化对普通民众的重视。在抗击疫情斗争中,中国把控制疫情作为头等大事,2020年对疫情的重要、重点地区,采取了果断措施,全力进行抗疫斗争。2021年继续采取了“外防输入,内防输出”的政策,实施“科学精准”的防疫方法和策略。从疫情暴发开始,国家对新冠患者实施了全部免费治疗的政策。

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展现了对每一个公民的平等无私的关爱,提出“生命至上”“人民的生命高于一切”,体现了“贵生”的价值观。这与中华文化的生命观有关,中国人的生命观是整体性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推己及人,设身处地,由此产生社会的差序格局。在中国文化中,个人—集体—共识,即人—社会—文化是重要的连续体。中国文化对于“关系”的重视由来已久,在当代也常常被诟病。事实上,正是这种对于与他人连接的珍视,由己及人的文化,孕育了“贵生”的价值观。

反观西方国家的疫情,许多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却出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混乱局面,致使疫情蔓延不止。一些政府不但抗疫不力,而且做出了“以经济为第一”无视民众生命的错误决策。对此,有学者提出了“新教伦理与群体免疫精神”的议题。的确,新教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以其有信仰的理性给资本积累提供了精神支柱。随着理性化的异化,工具理性成为主导,生命和情感都被忽视,人被裹挟在巨大的工业机器中而不自知。对于生命的漠视和对利益的过于重视,以及贫富差距产生的公共卫生问题,都在西方疫情中凸显无疑。

(二)中国制度所体现的整体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整体观的集中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宇宙观是万物一体的关联宇宙观,“中国哲学更偏好关联而不是对立、连续而不是断绝、逐渐演化而不是突然断裂、渐进缓和的改变而不是骤然突发的革命”。中国传统文化不赞同二元对立,这种文化特性使得中国能够把西方眼里的矛盾统一起来。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自身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非凡的组织能力、统筹协调能力、贯彻执行能力,能够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办急事的独特优势。这的确是中国的伟大创造,是中国传统文化思维方式在起作用。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所在。例如,体现在抗疫斗争的物资供应商,这样的体制既可以发挥中央统一调配物资的作用,也可以实现市场和需求导向的公司阶段性转产,以保障抗疫物资需求。

(三)命运共同体蕴含的整体观

新冠疫情以一种特殊形式告诫世人,人类是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重大危机面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团结合作才是人间正道。

新冠疫情让全球深切感受到“命运共同体”是一种客观存在。中国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一种胸怀天下的大国担当,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思维方式的具体体现。中国哲学家赵汀阳提出的天下体系以周朝的天下体系为思想资源,经过充分改进而可以成为未来世界的全球制度,从而实现世界永久和平。天下体系是以整个世界为对象的,在观念上,它是可以容纳世界上所有文化和一切民族而成为一个世界家庭的政治制度,而西方哲学家康德等对于世界管理体系的构建是国际间的,以民族国家为单位。天下体系是全球治理的宝贵思想资源,在西方哲学界也引发了强烈关注,受到法国哲学家德布雷等人的赞赏。正是在“天下一家”的理念之下,中国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尽责,发起援助时间集中、涉及范围广泛的紧急人道主义行动,为全球疫情防控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展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

(四)身心理念所体现的整体观

在中国伟大的抗疫斗争中,中医显示出独特的作用。在尚未有抗疫特效药和疫苗研发尚未投入使用的情况下,中国较高的治愈率与中医的贡献密不可分。中医集中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整体性思维方式的特征。与西医条分缕析的哲学观不同,中医背后是中国整体思维的哲学观。中医把人体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身体是一个整体,身心是合一的,人体和宇宙是关联的。中医的整体观不仅体现在身体是一个整体,同时注重身心合一,身和心是互动的。身体内部通畅、平衡,则正气充足,病安从来?身体内部淤堵凝滞,则气不足,心情不畅,器官运行不畅。同样,心结产生气结,气结产生身结。而在西医的理念中,身和心是二元对立的。

儒家文化提倡“中庸之道”,道家文化提倡“阴阳和合”,都是对于平衡的追求。中医从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基本预设出发,用来理解和判断人体和宇宙的关联。在中医中药中,病症像天地间寒热四季变化,被“阴”和“阳”的学说归纳为若干种性质。气在人与自然之间沟通、交换。“阴阳”和“五行”统摄万物,包括天地、时间、男女、人体、地理,由此汇通人体和宇宙万物,精微玄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是和谐的、有机的、一体的。这种整体观与天人合一的理念在中医中最为典型。

二、抗疫精神的铸就:中华文化价值观的传承

在传播学“历时态”研究中往往强调“传播即传承”。就此而言,文化传播也具有社会文化遗产传承的功能。通过各种媒介的文化传播,把文化传递给下一代,并不断共享特有的价值观。在这场同新冠疫情的殊死较量中,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气概,铸就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在中国这场惊心动魄的大疫得到控制之后,面对蔓延世界的疫情,人们重大的精神发现也许不是别的,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那无比深邃、无比珍贵的价值观。文化资源也是中国发展的宝贵财富,抗疫成功带来的文化自信、制度自信,有利于中华文化的传承和传播。痛定思痛,也许有相当一部分中国人会扪心自问或者反思自己对中华优秀传统的浅薄认识。对于鄙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人,这是生动无比的一课,刻骨铭心的一课。

(一)对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观的传承

文化自信,不是文化优越感,而是基于五千年的发展史、奋斗史生成的,即便是备受磨难,也相信中华民族能够克服一切困难,迎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生命至上”体现了民本思想,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中国有民本主义传统。在国难面前,党和政府的价值取向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我们把人民的生命和健康放在第一位,这是整个抗疫决策的“道”。“生命至上”体现在把医疗资源集中用于救治重症患者、对所有人免费检测、对所有病人免费医治,不放弃任何一个患者。我们冒着经济停摆的风险首先保证人民的生命安全,封城、封村,这个决定需要极大的决心。

“举国同心”是“众志成城、共赴国难”价值观的体现。一批又一批医护人员从祖国各地迅速奔向武汉;24小时连番作业,用10天时间建成1000个床位的火神山医院;各地不顾自身资源紧缺,迅速向武汉捐献医疗物资、食物。每一个中国人直接参与进来,“宅”工作,“宅”生活,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舍生忘死”是奉献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奉献精神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无我”“功成不必在我”是中国文化始终推崇的理念。它集中体现在医护人员、志愿者、机关干部、新闻工作者等一线工作者的工作中。他们中有把生的希望留给他人而自己错过救治的医院院长,有永远无法向妻子兑现婚礼承诺的丈夫,也有牺牲在救治岗位留下幼小孩子的妈妈。

“命运与共”是责任价值观的表现。“命运与共”表现在民众与政府之间的相互信任,也表现在各地驰援武汉,表现在坚持“应检尽检、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党和国家对每一个人、每一个社区(行政村)、每一个省市都负有高度的责任感。全民听令,戴口罩、宅家中,反映了普通公民的责任心。

“尊重科学”体现了实事求是的价值观,体现在尊重科学知识,尊重科学家,把新冠疫情如实作为公共卫生问题而不是政治化;体现在一系列疫情防控社会治理措施的推出;体现在八版科学诊疗方案的推出;体现在“三药三方”等临床有效的中药西药和治疗办法的筛选;体现在开展大规模核酸检测、大数据追踪溯源和全民健康码、行程码识别等方面。“尊重科学”与实事求是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一切以事实为依据,以解决问题为中心,不拘泥于成法和任何条条框框。

(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承

“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命运与共”的抗疫精神与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精神内核是一致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中国人民“以牺牲正常生活的方式为全人类做出了贡献”。中华民族的集体主义传统和家国情怀,是战疫举措能够很好地遵守和执行的保障。

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是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明确了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的价值目标、价值取向、价值准则。“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不论贫富,不论处于哪个阶层,对所有的生命无差等的尊重,在疫情中对老弱病残的倍加呵护,既有政府采取措施,又有志愿者无缝对接。“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我们遵循科学规律,并将其贯穿到决策指挥、病患治疗、技术攻关、社会治理各方面、全过程。在抗疫过程中实现了自由与自律的统一、责任与权利的统一。每一个生命得到平等保护与救治,在自律的基础上实现了较大程度上的自由,对有限的医疗资源进行公正分配。“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层面的价值准则。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考察中国之行感触最深的就是“中国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各行各业的人们勠力同心,“天使白”“橄榄绿”“守护蓝”“志愿红”迅速集结,“疫病不退我不退”,是公民的个人品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与爱国情操相结合的完美诠释。

(三)以生活方式实现价值观的传承

雷蒙德·威廉斯在阐释共同文化的形成时提出了“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他强调了文化概念的批判性,使之成为衡量社会发展和人性完美的一种尺度,拓宽了文化的内涵,使之延伸到整个社会生活中。中国抗疫斗争的胜利,某种意义上说,是在抗疫这一特殊的巨大危机环境中,中国人以独特的、整体的生活方式,凸显了中华文化的“价值观”。中华传统文化具有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传统。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观的传承,疫情中在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身上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在不知不觉中,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被当代人继承和发扬,在危急时刻,展现出震撼人心的力量。

医护人员的事迹体现了家国情怀,体现了天下为公、克己奉公的精神。社区工作集中体现了守望相助、尊老爱幼的传统。各行各业主动站出来参与疫情救助的普通人则体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每个人戴口罩、宅家中的这类小事,也充分反映了自律意识,以及对他人,对国家,对社会的责任感。疫情防控期间,以上海为先导的“一网统管”和“一网统办”极大方便了居民的工作和生活。同时,中国社会对于健康码、行程码的使用和老百姓对出行报备制度的严格遵守,体现了对自己、对他人的负责。自由和自律是辩证统一的,没有自律,也就谈不上真正的自由。正是14亿人的自律,加上医护人员的奋力拼搏,中国得以迅速控制疫情,实现了最大程度上的自由。

“以文化人”,文化有潜移默化的力量,传承是一个过程,是探索的、变动的状态,人们走出这个过程时的状态同开始时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对文化最好的传播方式就是活出来那种状态,体现为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传播不是工具、手段,而是连接的方式。东方哲学将道理融入生命,将哲学化为生活,提升整体的生活品质。

(四)中华文化价值观传承的守正创新

传播在同一个时空,可以是瞬间的行为;传承在不同的时空,传承是一个过程,其运输线路更长,要传承的是一个民族和团体得以凝聚的文化基因。“自创的人从来就不存在,我们是在前人的基础上造就出来的。”文化的传承关乎民族的过去和未来,是民族的识别标识。

传承涉及在运输传递过程中文化会变成什么样,如何变化,通过哪儿变化,有什么改变。文化在传承中不仅要得到保存,更要富于创新。这是文化传承与传播的规律使然、基因使然、时代使然、趋势使然。体现在抗疫中的中华文化创新,具体活化为“健康码”“行程码”的发明,“宅办公”的应用,以及互联网社会管理、生产线改装、中西医的进一步融合等等,这些都为世界抗疫贡献了中国智慧。

三、抗疫精神的弘扬:中华文化价值观的传播

在跨文化传播中,我们所追求的最终目标是文明交流互鉴,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危机。新冠疫情发生之后至今已经一年多,全球抗疫实践使得西方的文化和制度,也得到审视和反思。中国乃至东亚儒家文化圈的表现,使得人们重新重视中华传统文化的特殊价值与巨大作用。这有利于跨文化传播从“单向凝视”向“双向对视”的迈进。中国跨文化传播的一个问题

就是对自己的文化研究得不够透彻,脉络不够清楚,容易浮在表面。核心价值观“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的要素。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

(一)革新传播理念,加强文化交流与文明对话

一种文化经过跨文化传播之后应该是生成性的,生成一种新的文化。媒介的重点,在于中介行为,经由中介行为,中介关系所连接的两者都会发生变化,形成新的文化。史安斌强调不同文化主体经由全球性媒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重新塑造。跨文化传播,涉及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从传播策略来讲,与在地文化相融合的文化更易被接受。从解决人类文明的危机视角来看,中西交融的方式更有利于文明的发展,改善人类生存的状况。

在文化交流中,以文化对话为目标,以解决人类共同问题为旨归,中华文化价值观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繁荣的宝贵资源。中华文化具有包容性,儒家文化不是一神论,是同心圆结构,可以根据远近亲疏的不同一圈一圈向外扩散,因而能够容纳其他文化,不会因信仰不同而产生文化的对抗。中华文化自身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多元一体格局即是最好的证明。双向交流也包括对他国文化的学习,在文明对话中,发生化学反应,为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更多机会。对他国文化的关注、交流可增强其对中华文化的兴趣。丹麦科学家波尔的量子力学深受中国太极文化的影响,屠呦呦青蒿素的发明是西医在中医药的基础上创新的成果。文化之间的交叉模仿一直在进行,文化对话有助于人类文明的进步,有助于人类共同问题的解决。

中国抗疫中的生命至上等理念,被西方国家有识之士所称道。后疫情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不只被国人进一步认识,化为文化自信的强大动力,在西方也会引发“冲击波”式的文化反思。这种“冲击波”背后所蕴涵的民本价值观、责任主体性等也会被进一步认知,进一步深化。我国一定要革新传播理念,紧紧抓住中国取得抗击新冠疫情巨大成就的时机,抓住全球全力抗击新冠疫情的特殊时机,实现“中华文化全球影响力的提升”。

(二)聚焦传播核心,倾力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议题

随着新冠疫情全球肆虐,风险社会的特征更加明显,蝴蝶效应也更加显著,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给世人敲响了警钟。不同国家、不同种族的命运、责任、健康、生命安全紧紧联系在一起,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进一步被提上日程。这是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总体框架下,由于新冠疫情带来的更为现实、更为实际、更为具象的一个时不我待的重要传播命题。

全球一体的合作思维,是中国引领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基础和文化要义。中华文化具有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厚文化基因,这一共同体思想“源于‘大同世界、天下为公’‘天下和合、共为一家’‘达则兼济天下’等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中式全球化”超越了二元对立的困境,以更为平等和开放、更高参与度的方式重构全球秩序。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基于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进一步细化。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联合国安理会等国际重要机构都先后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重要国际理念写入国际决议。特别是在这次疫情防控阻击战的伟大斗争中,中国不仅以最全面、最迅速、最严格、最积极的抗疫防控措施为世界赢得了宝贵的疫情防备时间,而且明确提出了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国际合作倡议。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卫生治理,主动承担国际责任,以积极开展元首外交、提供国际援助、分享抗疫经验等实际行动为全球抗疫传递信心并注入巨大动力。这是与世界各国携手抗疫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宣示,为国际社会树立了团结协作应对全球挑战的典范。中国在全球抗疫中的责任和担当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切实行动。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可以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阶段性议题。我们要以敏锐的眼光和专业的能力,迅速地将“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聚焦为当下跨文化传播的核心,通过各种传播路径和方式,实施好我们的传播战略。

(三)构建话语体系,深度阐释中国价值与理念

经历新冠疫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都有大幅度的提升,相对“文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而言,我们的“理论自信”还急需加强。其间特别需要对中华文化价值观进行深度阐释和大力传播。在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的背景下,对抗疫精神的文化解读和传播,是跨文化传播在内容方面的创新、是深度的传播。

在当下国家大传播格局中,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文化走出去”“知识走出去”“理论走出去”的过程就是传播过程。但是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对于这个过程,我们没有进行传播结构的分析和传播策略的设定。要达到阐释清、传播好深层价值观的目标,“影响有影响力的人”是极为重要的途径。当然,具体的传播沟通方式也是多样化的。如学术对话方式在当下的兴起,值得我们关注。其典范之一是赵汀阳与德布雷的以学术通信的方式进行对话。在《两面之词:关于革命问题的通信》中,德布雷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元关系,对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理念,以及对于解决西方文明危机的贡献都表示了由衷的赞叹。赵汀阳也坦率承认“西方”已经在中国内在化。通过交流,双方对于彼此文化的理解更加深入,对于人类文明危机问题的探索更进一步。学者讨论比政府出面更有说服力,学者与政治有一定距离,其声音也容易被听进去。中外学者之间的对话,实现了“自己讲”和“他人讲”相结合,在讨论中,真相更容易浮现。

(四)精准互动交流,追求传受双方的文化契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对于当今世界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文化来说,是异质性的文化,是完全不同的文明系统。在“我们想讲的”与“他人想听的”二者之间要追求一种平衡。

首先是注意话语系统的对接。在不改变原意的情况下,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词汇“翻译”成西方现代文化术语。但是不能整个地套用西方术语,否则容易丢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神韵。其次是讲述“共享价值观(shared values)” 。不是传递中国价值观,而是讲述世人共同关心的、与人类命运息息相关的价值观,比如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三是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和各种人群,展示引起呼应和共鸣的内容。研究发现中国价值观中与其他文化形态具有共通性的内容最容易被外国人接受。而其他共通性较小的价值观,在跨文化传播中则面临着文化冲突的障碍。对中华文化价值观的传播,需要根据不同的受众文化,强调不同的方面,重在共通性的价值观传播,产生共鸣。结合所在国家或地区的文化特点选择内容,比如在德国,《道德经》在自然科学、哲学、心理学、艺术领域都比较受推崇,可以加强这方面的交流。

(五)重构传播格局,发挥人际传播的独特潜力

基于互联网的,基于社交媒体的,基于移动传播的新技术革命的发展,正在越来越多地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学习方式和生活方式,人际传播的力量重新得到凸显。这二者正在以独特方式进行整合和融合,移动传播时代的人际传播呈现新的趋势。一些学者认为,在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人际传播中“参与者的人”将使“活的文化”更容易得到传播。人是文化活的载体,“参与者”的人能使文化得以更充分地展现,比如李子柒通过在海外社交媒体上的“田园诗”般的短视频所展现的中国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美。

纽科姆和赫斯基在发展凯瑞的传播仪式观的基础上,提出了传播的文化论坛模式,“延森”关注在论坛的仪式过程中,“谁”传递讯息,传递“什么内容”?文化价值观的传播,学者发起并组织讨论,艺术家以美的形式不动声色地吸引他人的探究,非遗传承人通过自己的练习和表演承载并传播。论坛的表现形式多样,可能是学术研讨会,也可能是演奏会、艺术展览、商业广告。参与形式也是多样的,以发起者或参与者的形式都有可能。传播的内容,或深或浅,不管引起了探讨还是探究,都可视为成效。

在网络上,“社会行动者”本身构成了信息的开放式资源,或者动态数据库。数字技术使信息以数量级形式呈现,在新的传输和仪式结构中,每个人得以访问与接触信息。徐冰的艺术作品、苏启胜融合时节的美食、吴彤的笙的吹奏,通过中国文化公司与Discovery合拍的纪录片,呈现给更多的受众。在看到纪录片之后,片中的信息、片子后面的相关链接推荐,会让用户接触到更多的相关作品,在横向上拓展,纵向上深入。相对于大众传播,数字技术加持下的传播,更多的以人际传播形式呈现,其速度和范围呈现出数量级优势。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使得普通老百姓的传播活力得到很大程度上的释放。个人鲜活的生活和艺术,如李子柒、阿木爷爷、弹吉他的小女孩miu miu等,其短视频形式克服了中华文化传播的“高语境”局限性,该特性不容忽略。

我们今天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来探讨中国伟大抗疫精神的文化解读,特别是传播阐释这一特殊的命题,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就传播阐释而言,在我国进入新阶段、树立新观念、形成新格局的当下,如何推动我国传播战略的制定和传播策略的实施,真正实现传播理念机制创新,重整传播流程、重构传播格局是一个放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如何实现“构建起政府引领、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市场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多元主体大外宣格局,不断开创对外传播工作新局面”,是需要我们进一步倾力研究的。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网络与数字时代增强中华文化全球影响力的实现途径研究”(编号:18ZDA311)的研究成果。

(作者孟建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站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王瑞娟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