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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中国没有出现金融危机(成就、经验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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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id="article" class="article" ><div class="title title_frame" ><br></div><div class="content content_biggest" id="content" ><div id="docContent"><p >来源:北京日报理论周刊,作者:林毅夫<p ><p ><span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出现金融经济危机的国家。</span><p >如果要找一个词来形容改革开放40年中国在经济上取得的成绩,最合适的是“奇迹”这两个字。<p ><span >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span>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指标,1978年我国人均GDP只有156美元,一般认为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地区,但1978年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人均GDP是490美元。与世界上其他贫穷国家一样,中国当时有81%的人口生活在农村,84%的人口生活在每天1.25美元的国际贫困线之下。<p >当时,中国也是非常内向的经济,出口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1%,进口仅占5.6%,两项加起来仅为9.7%。而且,出口的产品中75%以上是农产品或是农业加工品。<p >在这么薄弱的基础上,<span >1978年到2017年,中国经济取得了连续39年平均每年9.5%的增长速度,</span>在人类经济史上未曾看到别的国家或地区以这么高的速度持续这么长时间的增长,并且我国对外贸易每年增长的平均速度达到14.5%,在人类经济史上也没有任何别的国家能够这么快速从封闭经济变成开放经济。<p >在这样的增长速度下,<span >2009年中国经济规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中国出口额超过德国,成为世界最大出口国</span>,并且97%以上的出口产品是制造业产品,所以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p >曾经被称为“世界工厂”的国家,最早是工业革命以后的英国,到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世界工厂”变成美国,二战以后“世界工厂”变成德国、日本,现在变成中国。<p >2013年,中国贸易总额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2014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规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去年中国人均GDP达到8640美元,成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p >在此过程中,七亿多人口按国际贫困线标准脱贫,对过去40年世界减贫事业的贡献率超过70%。在这段时间内,虽然中国经济崩溃论此起彼伏,但是,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出现金融经济危机的国家。<p ><span >中国改革开放为什么能取得这样的成绩</span><p >要回答此问题,必须先了解经济增长的本质是什么,表面上看,是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物质不断丰富,但是,人均收入提高的前提是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提高劳动生产率主要有两种方式:<p >一种方式是对现有的产业进行技术创新,让劳动者生产出越来越多的好产品;另一种方式是产业升级,将资源从附加值较低的产业部门配置到附加值较高的产业部门。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两个方式是一样的。<p ><span >发展中国家有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实现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可能性,被称为后来者优势。</span>利用这一优势,发展中国家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和较小的风险,实现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取得比发达国家更快的经济增长。<p >这是因为,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产业处于世界前沿,只有发明新技术、新产业,才能实现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只要下一期生产活动采用的技术优于本期,就是技术进步;只要下一期进入的新产业附加值高于本期,就是产业升级。<p >由于技术先进程度和产业附加值水平有差距,发展中国家可以对发达国家的成熟技术进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通过进入附加值比现有水平高且在发达国家已经成熟的产业,实现产业升级。<p >当然,利用后来者优势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并不是所有发展中国家都能利用后来者优势实现快速发展。<p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13个经济体利用后来者优势实现了年均7%甚至更高、持续25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经济增长,大幅缩短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span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是这13个经济体中表现最为抢眼的一个,也是赶超速度最快的一个。</span><p >所以,我认为,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能够实现高速增长,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充分利用了后来者优势。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前我国没能利用后来者优势?最主要的是思路决定出路的问题。<p ><span >为什么中国转型取得成功而同期其他国家转型失败</span><p >如认为市场化改革是造成1978年前后中国经济差异的主要原因,为什么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在转型,其他社会性质的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在进行与中国相似的、由计划经济或政府主导的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他们是危机不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而我们是稳定快速地发展?<p >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社会性质的发展中国家开始转型,当时认为,这些国家在转型前经济效益不好是因为政府对市场干预太多,没有建立与发达国家一样完善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p ><span >当时国际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实现经济转型必须实施“休克疗法”,按照“华盛顿共识”的主张,把政府的干预全部取消,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span><p >目标虽好,但这样的转型思路忽视了原体制中的政府干预是为了保护和补贴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重工业,如取消保护补贴,结果必然是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的破产倒闭,造成大量失业,短期内对社会和政治稳定带来巨大冲击。<p >而且,重工业中有不少产业和国防安全有关,即使私有化,国家也不能放弃,必须继续给予保护补贴,而私人企业主要求政府提供保护补贴的积极性比国有企业更高。寻租、腐败严重,效率反而更低。<p ><span >中国经济为什么能够维持稳定并快速发展?</span><p >我们推行的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对于资本密集、规模大、与就业和国家安全有关的产业,在转型期间继续给予必要的保护补贴,以维持经济稳定;对过去受到抑制的、劳动密集型的,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产业,放开准入,积极招商引资,并以务实的方式设立工业园、加工出口区等,将其变成竞争优势。<p >新的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迅速发展,资本快速积累,比较优势发生变化,原来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变成了我国的比较优势,企业由缺乏自生能力变成有了自生能力,保护补贴由“雪中送炭”变成“锦上添花”,可以而且应该给予取消,才能根除在渐进双轨改革进程中存在的市场扭曲和不当干预所导致的腐败滋生、收入差距拉大等问题,并使我国完成从双轨制到完善的市场制度的过渡。<p >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西方主流经济理论认为我国采取的渐进双轨制是最糟糕的转型方式,主张一次性消除政府干预。<span >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务实的渐进双轨制是我国维持经济稳定和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span><p ><span >总结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对现代经济学有何意义</span><p >二战后,很多发展中国家摆脱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地位,致力于追求自己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但成功的经济体非常少。二战后至今,在近200个发展中经济体中,只有两个经济体从低收入进入高收入,一个是中国台湾,另一个是韩国。2025年,中国大陆很可能成为二战后第三个从低收入进入高收入的经济体。<p >通过比较二战后少数几个成功和绝大多数不成功的经济体,我发现,迄今还没有一个发展中经济体,按照西方主流理论来制定政策而取得成功,而少数几个成功经济体的共同特点是:其政策在推行时,从当时主流理论来看是错误的。<p >比如,上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在追求国家的现代化、工业化,当时主流的理论是结构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要实现这个目标,应该推行进口替代战略,以政府主导来配置资源,发展现代化的资本密集型大产业,推行这种战略的经济体都未能取得成功。<p >少数成功的东亚经济体,却是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小规模产业开始,推行出口导向而不是进口替代战略,<span >当时这种发展方式被认为是错误的</span>。<p >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所有的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国家都从政府主导的发展方式转向市场经济,当时的主流理论是新自由主义,倡导“华盛顿共识”,主张采用“休克疗法”,一次性消除各种政府干预扭曲,以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按照这个方式来转型的国家,遭遇的是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而少数几个经济体像中国、越南、柬埔寨取得快速发展,采用的却是双轨渐进的改革模式。为什么是这样呢?<p >因为主流理论来自于发达国家经验的总结,以发达国家的条件作为理论的前提,<span >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条件不同,照搬来自于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发展中国家必然遇到问题。</span><p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我们现在采用的理论都是从发达国家有什么来看发展中国家缺什么,比如结构主义,或者看发达国家哪些方面做得好,就让发展中国家照搬,比如新自由主义。<p >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确实比较完善,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对市场有很多干预,就主张发展中国家采用发达国家的制度安排,实际上,这样的理论忽略了重要一点,就是没有看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条件的差异性。<p >这是2012年我从世界银行回来以后,开始提倡新结构经济学的一个原因,它与过去主流经济学有很大的差异,是总结于中国自己成败的经验,也是总结于二战后发展中国家和经济体成败的经验。<p >这样的一个理论来自于发展中国家,自觉地把发展中国家的条件作为出发点,能够较好地解释中国为什么成功,哪些方面存在不足,未来如何发展。同时,这样的理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p >我认为,只要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继续深化,中国在21世纪将变成最大的经济体,发生在中国的经济现象将是最重要的世界经济现象。世界的经济中心历来是经济学理论的创新中心,著名的经济学家多出于此,所以,21世纪当中国变成世界经济中心时,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就将大多来自于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的国家,中国与其他的发展中、转型中国家,条件是比较相似的,我们提出的理论将能比来自于发达国家的理论更能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p ><span >结束语:大量粉丝还没有养成阅读后点赞的习惯,希望大家在阅读后顺便点赞,如果喜欢,也请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以示对我们的鼓励!</span><p ><span >版权说明</span><span >:</span>再次感谢原作者辛苦创作,如转载涉及版权等问题,请联系我们,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处理。<p ><div class="img_gif" id="img_gif_1" data-original=";

2019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援助越多,穷人越依赖?

  撰文丨阿比吉特·班纳吉、埃斯特·迪弗洛

  你真的了解穷人吗?

  不到5岁便夭折的儿童每年有900万。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产妇死亡概率为33%,这一比例在发达国家仅为0.018%。全球至少有25个国家,大多数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其人口的平均寿命不超过55岁。仅在印度一国,就有超过5 000万的学龄儿童连简单的课文也看不懂。

  看了上面这段文字,或许你只想把书扔到一边,不去想世界贫穷这件大事,因为这个问题看上去太宽泛、太棘手。然而,我们写这本书的目的就在于,劝你不要那样做。

  宾夕法尼亚大学近期的一项实验表明,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会令我们无比震惊。3研究人员发给每个学生5美元,让他们填写一份简短的调查表,然后再给他们看一份传单,请他们为 “拯救儿童”(全球慈善机构之一)捐款。传单有两种不同的类型,有些学生所看到的传单是这样的:

  马拉维的食品短缺影响着超过300万儿童;在赞比亚,自2000年以来的严重干旱已导致粮食产量下降42%。因此, 300万赞比亚人将面临饥饿,400万安哥拉人(占安哥拉人口总数的1/3)已被迫离开自己的家乡,超过1 100万埃塞俄比亚人急需食品援助。

  《贫穷的本质》,阿比吉特·班纳吉、埃斯特·迪弗洛 著,景芳 译,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9月。本文经授权摘编自该书第一章,有删节。

  另外一些学生所看到的传单上画着一个小女孩,还有这样一些文字:

  罗西娅是一个来自非洲马里的7岁女孩,她过着极度贫穷的生活,甚至面临着挨饿的危险。然而,您的经济援助将会改善她的生活。有了您以及其他好心人的支持,“拯救儿童”将与罗西娅的家人以及社区里的其他人一起帮助她,让她能吃饱饭,接受教育,具备基本的医疗及卫生常识。

  看了第一份传单的学生平均每人捐了1.16美元。和第一份传单不同,第二份传单展现了一个人而不是数百万人的困境,看了这份传单的学生平均每人捐了2.83美元。这样看来,学生们愿意为了罗西娅而承担一点儿责任,但在面对广泛的全球性问题时,他们就不免有些泄气了。

  接下来,研究人员又随机选定了一些学生,先告诉他们这样一个现象,即人们不愿关注那种泛泛的信息,他们更有可能会捐钱给某一特定受害者,然后再给这些学生看那两份传单。结果显示,看了第一份传单的学生平均每人捐款1.26美元,与事先不知道该现象的学生所捐的钱差不多。然而,看了第二份传单的学生在得知这种现象之后,平均每人仅捐了1.36美元,远远低于不知道该现象的学生所捐的钱。鼓励学生们再想想反而使他们对罗西娅不那么慷慨了,但也没有对每个马里人都更慷慨了。

  学生们的反应是一个典型案例,说明了大多数人在面对贫穷等问题时的感觉。我们的本能反应是慷慨,特别是在面对一个身陷困境的7岁小女孩时。然而,正如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学生们一样,我们在重新考虑之后常常失去信心:我们捐的那点儿钱不过是沧海一粟,而且这些善款的安全性也得不到保障。这本书会让您再好好想想,如何摆脱那种“贫穷的问题难以解决”的感觉,从一系列具体问题出发,重新审视这一挑战。这些问题只要能得到恰当的定位并为人们真正理解,就能够逐一得到解决。

  遗憾的是,关于贫穷的辩论往往不是这样展开的。很多侃侃而谈的专家并没有讨论怎样抗击痢疾和登革热最有效,而是专注于那些“大问题”:贫穷的最终原因是什么?我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信任自由市场?穷人能够受益于民主制吗?外来援助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等等。

  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V.Banerjee) ,2019奶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福特基金会国际经济学教授。曾就读于印度加尔格达大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及美国哈佛大学;曾任发展经济学分析研究局局长、美国艺术科学研究院及计量经济学会研究员、古根海姆基金会及艾尔弗雷德·斯隆基金会研究员。获2009年度印孚瑟斯(Infosys)奖等多个奖项,曾任世界银行和印度政府等多家组织机构荣誉顾问。

  杰弗里·萨克斯是联合国顾问、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主任,同时也是一位贫穷问题专家。他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是:贫穷国家之所以贫穷,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往往都气候炎热、土地贫瘠、疟疾肆虐、四周被陆地所包围。因此,如果没有大量的原始投资助其解决这些地方性问题,这些国家很难提高自己的生产力。然而,这些国家却因为贫穷,无法支付投资回报——这就是经济学家们所谓的“贫穷陷阱”。除非这些问题的解决能够落到实处,否则无论是自由市场,还是民主制,都帮不上什么大忙。外来援助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能启动一种良性循环,即辅助穷国在关键领域投资,从而提高其生产力;由此而产生的更高收入会带来更多投资,收益将呈螺旋状上升。萨克斯在其2005年《贫穷的终结》(The End of Poverty)一书中称,如果富国在2005—2025年间每年拿出1 950亿美元的资金来援助穷国,那么贫穷问题到2025年末便可完全得到解决。

  然而,还有一些侃侃而谈的人认为,萨克斯的回答是错误的。曼哈顿的威廉·伊斯特利挑战了纽约大学的萨克斯,随着其著作《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The Elusive Quest for Growth)及《白人的负担》(The White Man’s Burden)的面世,他已经成为反援助人士中最具影响力的公众人物之一。丹比萨·莫约是一位曾在高盛投资公司及世界银行任职的经济学家,她在出版的《援助的死亡》(Dead Aid)一书中,对伊斯特利的观点表示赞同。他们都认为,援助的弊大于利:援助使人们停止寻找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法,腐蚀地方机构并削弱其作用,导致一些援助机构形同虚设。对于贫穷国家来说,最好遵循一个简单的原则:只要有自由市场和恰当的奖励机制,人们就能自己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避免接受外国人或自己政府的施舍。从这个意义上讲,在看待世界运转的方式上,对援助持悲观态度的人实际上表现得颇为乐观。伊斯特利认为,“贫穷陷阱”并不存在。

  到底应该相信谁?

  我们到底应该相信谁?是相信那些认为援助能解决问题的人,还是相信那些认为援助只能使问题恶化的人?这一问题无法从理论上得到解决,我们需要的是证据。然而,遗憾的是,那种常常用来解答大问题的数据并不能得到人们的信任。引人注目的奇闻逸事比比皆是,有些事件甚至可以用来支持任何立场。例如,卢旺达在遭受种族灭绝之后的几年里得到了大笔捐款,整个国家逐渐走向繁荣。由于国民经济得到了发展,卢旺达总统保罗·卡加梅开始制定政策,尽量不再接受援助。那么,我们应将这个例子看作是援助好处的证明(萨克斯的观点),还是自力更生的典型代表(莫约的观点),还是二者兼备?

  由于诸如卢旺达这样的个例没有最终定论,大多数研究哲学问题的人更喜欢在多个国家之间做比较。例如,针对世界上几百个国家的数据表明,接受更多援助的国家并不比其他国家发展得快。这常常被认为是援助无用的依据,但实际上,这也可能意味着相反的观点。或许,援助使某些国家避免了一场灾难,没有援助的话情况会更糟。对此,我们并不了解,只是在泛泛地猜测而已。

  然而,假如没有支持或反对援助的依据,我们又该怎样做呢?——放弃穷人?这种失败主义的态度不是我们所应持有的。实际上,答案是可以找到的。这本书整体上就采用了一种答案延伸的形式——不过不是萨克斯和伊斯特利喜欢的那种泛泛的答案,它要告诉你的不是援助的好与坏,而是援助在一些特定的事例中是否带来了好处。我们虽然不能断定民主制的效力,却可以就是否应改变其组织方式谈谈感想,使其更有效地运行于印尼的农村等地。

  无论如何,对于某些大问题(如外国援助是否有效)的回答是否像我们有时听到的那样重要,我们尚不明确。无论是伦敦、巴黎或华盛顿特区那些热心于帮助穷人的人,还是不那么热心于此的人,他们都认为援助的作用十分突出。实际上,援助只占每年给穷人所划拨的款项的一小部分,大多数针对全球穷人的计划都由各国自身的财政部门制定。例如,印度基本上不接受援助。2004—2005年间,印度为穷人的基础教育计划投入5 000亿卢比(310亿美元)。即使是在非洲这样急需援助的地方,这一数字也只占政府2003年度全部预算的5.7%(如果我们排除尼日利亚和南非这两个几乎不接受援助的大国,那么这一比例为12%)。

  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阿卜杜勒·拉蒂夫·贾米尔扶贫与发展经济学教授;曾就读于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大量荣誉:约翰·贝茨·克拉克奖2010年度“美国40岁以下最佳经济学家奖”,2009年度麦克阿瑟“天才”奖学金,《经济学人》杂志“八大杰出经济学家”之一,《外交政策》杂志“百位最具影响力思想家”之一,《财富》杂志2010年“40位40岁以下”最具影响力的企业领导人之一。

  更重要的是,援助的是是非非引发了无数没完没了的争论,这模糊了真正的重点——钱的去处。这就意味着政府要选择正确的资助项目——该项目对穷人有好处吗?是该给老人发养老金,还是为病人建诊所?然后,弄清楚最好的操作方式是怎样的。比如,诊所的运作及人员配备可以采取很多不同的方式。

  为援助问题而争论的人基本上都同意一个前提,即我们应在力所能及时向穷人伸出援助之手。这也在情理之中。哲学家彼得·辛格曾写过关于拯救陌生人的道德准则,他评论说,大多数人都愿意牺牲一件价值1 000美元的衣服,换取一个落水儿童的性命。辛格还认为,这名落水儿童就是那些每年活不到5岁的900万儿童之一。经济学家、哲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观点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他认为,贫穷会导致令人难以容忍的人才浪费。用他的话来讲,贫穷并不仅仅意味着缺钱,它会使人丧失挖掘自身潜力的能力。一个来自非洲的贫穷小女孩即使很聪明,可能最多也只能上几年学。她很可能由于营养不良而无法成长为世界顶级运动员,而且即使她有什么做生意的好想法,也没有启动资金。

  的确,对于发达国家的人来说,这种对生命的荒废可能没有什么直接影响,但对于这个非洲小女孩来说却影响很大:她可能沦落为携带艾滋病毒的妓女,将病毒传染给一个来到非洲旅游的美国人,而这个美国人又会将病毒带回自己的国家。或者,她可能会患上一种耐抗生素的肺结核,这种病毒最终可能会传播到欧洲。如果她当初接受了足够的教育,她可能已经研制出了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良药,或者就像中国小姑娘戴满菊一样,她上学的机会来源于银行职员的一个疏忽,这可能使她最终成为雇用上千人的商业巨头。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弗和舍丽·吴顿在其著作《半边天》(Half the Sky)中讲述了这个小姑娘的故事。即使她没有这样的际遇,我们又有何理由不给她一次机会呢?

  北京时间10月14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阿比吉特·班纳吉、埃斯特·迪弗洛和迈克尔·克雷默三人,以表彰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所提出的实验性方案”。

  我们知道帮助穷人的有效方式吗?当我们回到这个问题时,分歧便会显现。辛格关于帮助别人的观点中隐含了一个前提,即你知道如何去做。在你不会游泳的前提下,甘愿牺牲一件衣服的道德准则便显得苍白无力。正因如此,在《你能拯救的生命》(The Life You Can Save)一书中,辛格不辞辛苦地为读者列举了很多实例,告诉他们可以在哪些地方伸出援手。在辛格的网站上,这部分内容是定期更新的,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弗和舍丽·吴顿也是这样做的。道理很简单,只谈世界上存在什么问题,而不去谈可行的解决方案,这样只能导致社会瘫痪,而非进步。

  因此,真正有用的方式是从实际问题的角度去思考,这样就可以有针对性地找出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法,而不是空谈外来援助。例如,世界卫生组织称,疟疾在2008年造成约100万人丧生,其中大多数是来自非洲的儿童。对此,我们认为,让人们睡在经过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中,这样就可以挽救很多条性命。研究表明,在疟疾传播严重的地区,让人们睡在经过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中,可以将疟疾的感染病例减少一半。那么,怎样做才能保证儿童都睡在这样的蚊帐中呢?

  只要拿出约10美元,一个家庭就能得到一个经过杀虫剂处理的蚊帐,还会有人教他们怎样使用这种蚊帐。政府或非政府组织是否应向家长们免费提供这种蚊帐?或者按优惠价卖给他们?还是让他们自己去市场上按全价购买?这些问题是可以回答的,但答案却不甚明了。很多“专家”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十分强硬,却拿不出任何有力的证据。

  疟疾是一种传染病,如果玛丽睡在蚊帐中,约翰就不太可能被传染——如果至少有一半人口睡在蚊帐中,另一半人口即使没睡在蚊帐中,他们被传染的概率也会大大降低。问题是,睡在蚊帐中的孩子的人数还不到总人口数的1/4。对于马里及肯尼亚的很多家庭来说,10美元的花费有些高。考虑到使用者及社区中其他人的利益,以优惠价销售蚊帐或免费赠送蚊帐似乎是个好办法。的确,免费发放蚊帐正是杰弗里·萨克斯所提倡的。伊斯特利和莫约则对此持反对态度。他们认为,如果人们不花钱就得到了蚊帐,那么他们就不会对其加以珍惜,因而也就不会去用。即使他们用了,也可能会因此对施舍习以为常,在以后需要自己花钱购买蚊帐时便会退缩,或是在需要其他物品时也不愿自己花钱,而是等着别人免费赠送。这种情况会摧毁运转良好的市场。据莫约讲,一位蚊帐供应商就曾因一项免费发放蚊帐计划而破产。在该项计划停止之后,再也没有人愿意以任何价格提供蚊帐了。

  要想解释这一争论,我们需要回答三个问题。第一,如果人们必须以全价(或者至少是全价的一大半)购买蚊帐,他们是否会放弃购买?第二,如果蚊帐是免费赠送的,或是以优惠价卖给人们的,他们是会使用这些蚊帐,还是将其浪费掉?第三,如果人们以优惠价购买了蚊帐,那么一旦以后价格不再优惠,他们是否还愿意去购买呢?

  要想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要观察并比较几组人在面对不同程度优惠价时的行为。这里,我们着重于“比较”,自己花钱购买蚊帐的人与免费得到蚊帐的人相比,他们的表现常常是不一样的。

  那些自己花钱购买蚊帐的人可能都比较富有,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知道自己为什么需要这种蚊帐;而那些免费得到蚊帐的人可能是因为贫穷,才会被某家非政府组织选中。不过,情况也可能恰恰相反:免费得到蚊帐的人社会关系优越,而穷人由于封闭只好以全价购买。无论是哪种情况,我们都无法从他们使用蚊帐的方式上得出任何结论。

  因此,这些问题最简洁的回答方式就是模仿医学中为评估新药的效力而采用的随机对照实验(RCTs)。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帕斯卡利娜·迪帕在肯尼亚开展了这样一项实验,随后,其他研究人员分别在乌干达和马达加斯加进行了类似的实验。在迪帕的实验中,随机选定的几个人在购买蚊帐时享受了不同程度的价格优惠。通过对几个小组在接受不同价格时的行为进行比较,迪帕便能回答我们前面列出的三个问题,至少在这项实验的背景下是这样的。

  从泛泛而论转向具体剖析,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一旦我们了解穷人是否愿意花钱购买蚊帐,以及他们是否会使用免费得到的蚊帐,那么我们所了解的就不仅是发放蚊帐的最好方式了;我们还会了解,穷人是怎样做出选择的。例如,蚊帐得到广泛应用的最大阻碍可能是人们不了解这种蚊帐的好处,可能是穷人买不起蚊帐,也可能是他们的头脑完全被当前的问题所占据,根本没空去担心以后的事。

  通过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能了解穷人的特殊性表现在哪些方面:他们除了手里没有多少钱之外,在生活上同其他人都是一样的吗?或是他们极度贫困的生活与其他人的生活在本质上有哪些不同?如果他们的生活有什么特殊之处,他们是否会因此而掉入“贫穷陷阱”?